7月10日，本月的第二个周五下午，我国第四监管周期输配电价发布。有关输配电价的内容也准备了很久，那么就借四周期文件发布的契机做个小专题，好好地聊一聊输配电价。

我们先不从具体的文件和价格数值谈起，先用几个篇幅聊聊电力工业史上的输配电价。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，垄断和监管是输配电价始终绕不开的话题。

那么输配电价从何而来，为何变成了当前的形态？我们不妨追溯下历史，从没有输配电价的时代开始，看看自然垄断所给出的第一个答案。

没有输配电价的时代

1882年9月4日下午3点，纽约珍珠街电站合闸送电，首批客户的数百盏白炽灯同时亮起来。《纽约时报》的描述是："简直就像在白天一样。"

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电力系统。爱迪生不仅造了灯泡，还造了一整套东西——并联电路、改进的发电机、地下电缆网络、恒压装置、保险丝、带开关的灯座，七个要素缺一不可。但有一件东西他没造，也不需要造——输配电网。

珍珠街电站是直流系统，蒸汽机驱动直流发电机，110V电压通过地下铜线送到用户端，服务半径大约1.5公里。1.5公里是什么概念？从电站走到供电边界的用户，步行不到20分钟。电是在用户眼皮底下生产出来的，用多少发多少，没有"输"和"配"的分离，自然也就没有"输配电价"这个东西。

这不是爱迪生的疏忽，而是直流电的物理天花板。直流电在当时无法升压——没有高效变压器，只能以低压输送。低压输电意味着电流大、损耗大、铜线用量大。

也就是说，直流电时代有一个走不出去的循环：输电距离决定供电范围，供电范围决定用户规模，用户规模决定单位成本。电站必须建在用户附近，规模上不去，成本下不来。截至1884年底，爱迪生只建了18座中央供电站——相比之下，他为单个家庭和企业建造的独立电力系统多达数百个。中央供电在爱迪生的商业版图里，反而是小生意。

改变这一切的是交流电。威斯汀豪斯推动的交流供电系统，让电力可以在几百英里范围内经济输送——也就是说，可以利用远处的资源（比如尼亚加拉瀑布的水电），也意味着"输"和"配"第一次成为独立的环节。

交流电的出现，让电从"就地生产、就地消费"的产品，变成了可以远距离输送的服务。那么，一旦输配成为独立环节，一个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冒出来：这个环节该收多少钱？

英萨尔与自然垄断——一个无法退出的游戏

从爱迪生的秘书到芝加哥的电力大王

1892年，一件大事改变了美国电力工业的格局——摩根将爱迪生通用电气与另一家电气公司合并，组建了通用电气（GE）。在这场合并中，爱迪生被边缘化，而爱迪生的私人秘书撒缪尔·英萨尔，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：他拒绝在通用电气任职，转而去芝加哥经营一家叫"芝加哥爱迪生"的小电力公司。

这家公司和爱迪生本人没有太大关系，只是借了爱迪生的名字。1892年的芝加哥有100万人口，但只有5000个电能用户。英萨尔比任何人都清楚：电力公司要赢得用户，必须解决定价问题——电价得降下来。

负荷多样化：用户越多，反而越便宜

电有一个其他能源没有的物理特性：它无法大规模存储。何时需要，何时生产。要满足峰值需求，必须建足够的发电厂和输电线路，但非高峰期这些设备又大量闲置。那么，电力工业最根本的成本困境就是：峰值决定了投资规模，但均值决定了利用效率。

怎么卖更多的电？找不同类型的用户。照明用户天黑后用电，有轨电车白天用电，大型工厂24小时运转——用户类型越多样，负荷曲线越平，设备利用率越高，单位成本越低。

1911年，英萨尔通过计算发现，如果由一家电力公司为整个伊利诺伊州提供服务，可以节省38%的发电能力，削减一半的成本。

这就是规模经济在电力工业中的具体表现：用户越多，负荷越平，单位成本越低。

那么规模经济推到极致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两套电网是不经济的——同样的线路铺两遍，同样的变电站建两座，固定投资翻倍，但每套电网的负荷率都上不去，平均成本反而上升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区域只有一套电网是最优的，不是谁规定了只能有一家，而是一家比两家更便宜。这就是"自然垄断"的产业基础。

两部制电价：英萨尔的定价发明

英萨尔不只是发现了规模经济，他还发明了一套定价方案来实现它。

1894年，英萨尔从亚瑟·怀特那里听说了"两部制电价"的概念，并把它引入美国。两部制电价分两部分：一部分用于收回发电和输电的固定成本——比如电厂建设贷款的月供；另一部分用于收回变动成本——比如发电烧的煤。

对大型工业用户来说，两部制电价非常有吸引力。他们可以24小时不间断用电，用电量不受限制。当实际用电量足够大时，分摊到每千瓦时上的平均固定成本就很低。英萨尔自己打了个比方：它就像自助餐，用户每月缴纳固定费用，随时"就餐"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

两部制电价在今天看来有些让人难以理解。电力是基础设施，随用随取，尤其是我国，用户对电力可靠性的感知是不足的——电就在那里，打开开关就有，为什么要为"什么时候想用就什么时候可用"这个服务单独付钱？

但在英萨尔的年代，这个逻辑是自洽的。当时电力系统集中供电的竞争对手不是另一家电力公司，而是用户自建的独立发电系统——工厂自己装一台发电机，想用就用，不受制于人。独立发电系统的可靠性显然不如集中供电，但它的优势是"自己说了算"。那么集中供电要赢得用户，就必须证明一件事：我比你自建发电系统更经济且更可靠，而且这个可靠性值得你付钱。

这个拆分，后来成了所有输配电价设计的底层逻辑——输配电网的固定投资怎么回收、变动成本怎么分摊，本质上都是在这个拆分框架里做文章。直到今天，我国的输配电价仍然采用基本电价（对应固定成本）和电度电价（对应变动成本）的两部制结构。

主动求监管：不是政府要管，是企业求管

发现自然垄断之后，英萨尔做了一个今天看来反直觉的选择：他主动要求政府监管。

英萨尔通过国家电力照明协会公开演讲："我们这一行是自然垄断，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权力加以监管……各项业务必须服从一定的政府权力。"

一个垄断者主动要求被监管，这听起来不合常理。但英萨尔的逻辑是清晰的：与其被市政腐败政客敲诈，不如接受一个稳定的、可预期的监管框架。

1897年，芝加哥市议会通过虚设公用事业机构来勒索电力公司——市议员虚设公司持有长期特许经营权，真实公司必须买下这些虚设公司才能获得经营权。英萨尔最终只付了一笔不大的费用就获得了50年特许经营权，但这次经历让他确信：

英萨尔提出的交易条件是：由州政府对电价进行监管，作为交换，电力公司获得专享的垄断经营权。州政府根据电力服务的实际成本和正常利润确定电价——这就是"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"的起源。

1907年，英萨尔参与起草的监管原则报告被全国公民联盟发布，成为各州制定公用事业监管法的蓝图。威斯康星州、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在1907年率先立法，此后9年内又有30个州跟进。同年，英萨尔实现了芝加哥爱迪生公司与联邦电力公司的合并，创建联邦爱迪生公司（Commonwealth Edison）——这家公司至今仍在运营。

从"被监管"到"逃出监管"

但英萨尔没有止步于芝加哥。

1912年，他创建了第一家控股公司——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。控股公司的妙处在于：它可以跨越州界运营，而州级监管机构的管辖权止于州界。英萨尔参与设计的监管框架是州级的，而控股公司的结构是跨州的——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缺口在哪里，因为他自己就是规则的设计者。英萨尔从"主动接受州级监管"变成了"逃出州级监管"。

控股公司的所有权和金融结构极其复杂，股价虚高、控股公司对子公司收费过高等问题在繁荣时期被掩盖。英萨尔自己认为控股公司只是促进发展的工具，可以把电价降下来。但问题在于：当监管机构无法穿透控股公司的层级结构时，"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"中的"准许成本"就成了一笔糊涂账。

崩塌与补漏

1928年，金融家赛勒斯·伊顿开始大量购买英萨尔公司的股票，威胁恶意收购。英萨尔创建投资信托公司作为防御，两家公司相互持股，用公司股票做抵押向银行借款。

大萧条来了。股价下跌→抵押品缩水→银行要求追加抵押→更多股票变成抵押品→股价继续下跌。这是一个典型的螺旋。到1931年12月，英萨尔投资信托公司的所有股票都变成了银行贷款的抵押品。1932年4月，摩根财团拒绝为1000万美元的贷款再融资，价值15亿美元的中西部公司被政府接管。6月，英萨尔被迫辞去65家公司主席和85家公司董事的职务。

英萨尔逃往欧洲，1934年被引渡回美国受审。三项指控——邮件欺诈、违反破产法、挪用公款——均被判无罪，陪审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他有欺骗公众的意图。

1938年7月19日，他在巴黎地铁死于心脏病发作，身上只有84美分。

英萨尔个人的悲剧，暴露了一个制度漏洞：州级监管管不住跨州经营的控股公司。1935年，美国国会通过《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》（PUHCA），核心内容是限制电力控股公司的运营范围至单一州，或强制剥离使其成为服务有限地理区域的单一一体化系统——也就是说，让控股公司重新回到州级监管的视野之内。同年通过的《联邦电力法》（FPA）赋予联邦政府对跨州电力交易的监管权。两道法律一起，补上了英萨尔时代控股公司逃出监管的缺口。

这一阶段留下的东西

英萨尔的故事里，有三样东西一直传到了今天：

1902年到1948年间，美国居民用电平均价格从每千瓦时16.2美分降至3.01美分，下降81%；家用电率从8%增长到90%。英萨尔的规模经济策略确实实现了"人人用得上也用得起电"的目标。但价格监管也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副作用：它可能使人甘于守成，而不愿意冒必要的风险去实现电力行业必需的科技进步。

这个副作用，以及那个埋在基因里的问题，要到三十年后才被两位经济学家正式揭示出来。

来源：黄师傅说电